在生命科学的前沿阵地上，波士顿的肯德尔广场无疑是全球公认的、最具创新活力的一平方英里区域。它坐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大波士顿区的剑桥市，距离麻省理工学院仅一步之遥，那里既是全球创新企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也是全球生物医学研究最为密集与领先的区域之一。
在中国，作为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城市——深圳，正孕育着生物制造领域的“中国版肯德尔广场”。深圳北部的光明区，在公常路与光侨路交会的十字路口，以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为起点，沿途环绕着国家生物制造产业创新中心、中山大学深圳校区、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以及合成生物研究领域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共同构建了一个集科研、教育、产业于一体的生物创新生态系统。
随着7月14日国家生物制造产业创新中心的启动建设，标志着中国生物制造领域首个国家级产业创新平台也落地深圳。
回溯至2017年5月，深圳推出了“十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其中合成生物研究设施作为关键一环被纳入规划。四年后，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应运而生。以此为契机，深圳在合成生物领域的生态布局正在加速推进。
2021年，光明区出台中国首个合成生物专项扶持政策，连续三年安排4亿元财政资金进行产业扶持。2021年也被资本市场视为中国合成生物产业发展的元年。过去三年，全国每成立2家合成生物公司就有1家落地在深圳，其中近80%的企业又集中在深圳光明区。截至目前，光明区内合成生物企业总量已突破100余家，总估值超300亿元。
这似乎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故事，在坚实的基础设施构建与利好政策的双重驱动下，一个引领高端制造的前沿科技产业正在深圳光明区拔地而起。
面对创新路上的众多不确定性和商业化路径的多元化选择，我们不禁好奇:从前沿技术到形成产业势能，这一过程能否通过规划而实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内生动力又将如何保持？反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条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规划路径又是如何在实践中一步步变为现实？
为了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经济观察报在调研深圳光明区合成生物产业时，与国家生物制造产业创新中心总经理、深圳合成生物学创新研究院产业创新与转化中心主任罗巍进行了交流。此前在海外相关领域工作十多年的罗巍，正是因大科学装置项目与深圳光明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所在的先进院牵头建设了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他也是深圳光明合成生物产业从萌芽到初兴的见证者。
罗巍的回答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他告诉我们，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探索，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详尽的计划。“合成生物学就是通过设计、合成、测试和学习的闭环不断迭代，实现持续进步的。”在罗巍看来，合成生物产业从宏观视角看仍然离不开长期的发展规划，“但如果是不考虑后续商业化的前沿科技的自由探索，那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罗巍说，当前阶段考虑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技术转化渠道的畅通，转化的过程不是总依赖于制度，“要让水流动起来，营造能够持续转化的氛围更重要”。
此外，相比严监管的医药行业，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产品和发展方向更为多样，但平均看，超过5年的公司生存率可能仍不超过一半。国家生物制造产业创新中心要做的是尽可能提高企业的存活率，通过提供中试平台等，尽量减少企业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深圳模式并没有可以参照的样本。即便是在全球生物医药领域非常成功的美国波士顿，也不像深圳的合成生物产业将资金、人才、转化空间等所有要素，都统一到一个完整的链条上。“我们是以深圳合成生物学创新研究院团队为核心，将这些要素串联起来，这可能是我们与其他地方相比的显著不同，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罗巍说。
对话|
经济观察报:科学创新的方向是多变的，合成生物的创新发展能否被规划？
罗巍:从宏观角度看，合成生物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长期而周密的发展规划。但如果是科技界前沿领域的自由探索，不考虑商业转化，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我认为，即便是自由探索，也应有一定的规划和方向，只有自由探索而缺乏产业支持，长远看是不可取的。
目前，我们在生物制造领域组建了全国重点实验室。实验室规划解决单细胞生命合成的世界级科技难题，这在美国被称为生物领域的“登月计划”。
实际上，这个计划可能比登月的难度还要大。生命科学的核心问题是理解生命的起源和本质。生命的功能是如何涌现的？我们不知道将细胞的所有组成部分，如细胞膜、核酸、细胞器等，组装起来后能否创造出生命。
我们要深入探索和把握生命的本质。如果能够成功创造出一个单细胞生命，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将会达到新的深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产生许多科研成果，这些都是值得转化的宝贵资源。只有当我们能制造出某样东西时，才能说真正理解了它。
经济观察报:深圳光明区合成生物产业的生态设计是如何落地的？
罗巍:我们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探索，一开始并没有详尽的计划，只是认识到这个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首先布局了合成生物学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建设大科学装置的过程中，我们组建了全新的团队。在实施过程中，无论政府，还是科研端都在不断产生新的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我们又开始布局创新中心。
现在，大家已经比较了解我们“楼上创新，楼下创业”的模式。实际上，这个模式也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当时，面临科研团队和产业整合的双重需求，由于场地限制，我们不得不将两者放在一起，但这种安排给企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妙处，资源交流更加频繁与顺畅。
在不断实践中，我们也在总结企业成长所需的要素和资源，如举办大会、设立基金等。我们决定自己设立基金的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开始也并不了解合成生物学。
2018年我刚回国时，在半年时间里接触了四十多家投资机构，但当时没有一家机构愿意投资。这促使我们产生了自建基金的需求，我们自己募资、自己投资，这也是基于对合成生物学的深刻理解和信心。
经济观察报:最开始的团队、资金是如何来到深圳的？
罗巍:深圳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并非从零开始。当时在申请合成生物学项目时，这里已有一些共建单位，如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华大基因。总体而言，深圳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布局是关键性的转折点。许多人就是因为深圳大学城的布局来到这里。
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和科创委当时规划了“一设施一学院”的模式，为每个重大基础设施配备相应的学院。但仅有硬件设施，就像买了电脑没有操作系统和软件，没有人使用这些设施。
因此，深圳合成生物学创新研究院随后获批成立，并得到了每年1.5亿元的经费支持，如今已是第五年。得益于软硬件资源的完善，在中科院影响力的加持下，我们的团队不断壮大。此外，由于当时的合成生物学在其他地区尚未受到如此重视，深圳拥有大约两年的先发优势，聚集了大量人才，许多事情才得以顺利开展。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深圳模式并没有完全相同的参照样本。美国的波士顿在全球生物医药领域非常成功，他们并不像我们将资金、人才、转化空间等所有要素，都统一在一个完整的链条上。我们是以深圳合成生物学创新研究院团队为核心，将这些要素串联起来，共同推动发展。这可能是我们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经济观察报:你们的转化效率如何，是否做过一些比较？
罗巍:国际上科技成果转化的情况可能稍显乐观，国内的转化率相对较低。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国内转化率低并非因为转化过程本身困难，而是缺乏可转化的成果。但即便目前看来可转化的成果不多，我们也不能断定未来同样如此。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转化渠道的畅通，转化的过程并非总是依赖于制度，要让水流动起来，营造能够持续转化的氛围更重要。
此外，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区分。我强调的转化更多是指将科研机构中的科研成果，如专利或发明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过程。这种转化通过授权给企业使用或基于这些科研成果成立新公司就可以实现，而市场更关注的可能是企业的生存率问题，更侧重公司成立后的生存和市场接受度。在生物医药领域，新药研发的成功率非常低，可能不到1%，这是非常残酷的现实。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监管或许不像医药行业那样严格，产品和发展方向更为多样，但市场的生存率依然具有挑战性。平均看，超过5年的公司生存率可能不超过一半。
因此，合成生物学领域将不断涌现新公司，这是行业发展的必然。我们目前的工作是要帮助已经成立的公司提高生存率，比如通过我们建立的中试平台，企业可以节省2到3年时间，减少2000万元到3000万元的资金投入。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保证每家企业都能成功。
经济观察报: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企业认为当前市场同质化严重，长远看发展方向是向消费端走，但企业也不确定这个发展方向能否走通。
罗巍:目前，国内外都在讨论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前景，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
当前，美国一些合成生物学公司的市场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同时，我们也看到像Amyris这样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取得显著成果的公司，尽管其并未被贴上发酵产品的标签。这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带来的产业变革和市值增长是巨大的。像传奇生物的CAR-T疗法，一款药物就可能支撑起上百亿美元的市值。这些成果不仅是企业层面的表现，它们在应用过程中也体现出了合成生物学的基础作用。
我认为，与AI技术可以赋能各个领域类似，合成生物学也正逐渐成为一种赋能的底层技术，因此“合成生物学+”的概念有很大的机会和发展潜力。合成生物学有多种可能性需要去探索，如细菌药物的开发，一旦成功，这将带来上千亿美元的价值。
市场方向是存在的，但对大多数初创企业来说，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仍是挑战。许多初创企业源于实验室，创始人可能因拥有一项出色的技术而创办公司，但他们缺乏对市场需求的深入了解，市场经验不足。一些企业可能不知道如何接触更广泛的市场，比如面对价值巨大的原料市场，部分企业做原料供应，只能分得一小部分利润。
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学习和补充的知识很多，特别是市场运营方面。因此，我们正在考虑如何帮助这些企业建立市场渠道，让他们能够直接接触到市场，而不仅仅局限于ToB的客户。
经济观察报:中国合成生物产业是否进入了泡沫期？
罗巍:泡沫一词最早出现在互联网产业兴起时。泡沫是产业发展的必然阶段，它反映了市场对某一产业的追捧和资金的涌入。因此，泡沫可以被视为产业兴起的标志，若没有泡沫，说明该产业尚未成熟。
我认为合成生物产业距离泡沫期还很远，可能只是刚激起一点小水花。无论是资金投入、初创企业数量还是从业人数上看，合成生物学都不能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行业相提并论。由于与生命健康相关，决定了生物产业的发展不会像互联网那样迅速。生物产业需要从技术出发，需要实验室、人才和重视成果转化，这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
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或许与新能源汽车产业更相似。在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领域，合成生物学更多是对传统石油化工或材料的替代，也意味着这些产品并非必需品，正如新能源汽车。虽然两者都不是必需品，但通过国家的政策推动，我们依然可以开辟出新的产业领域。
新能源汽车行业经过了近20年发展，这些年才显现出阶段性成果。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行业，我们都应相信合成生物学产业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尽管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较长时间。
